贾大山的《莲池老人》让我有了一种恋爱般的感觉。
我爱的是莲池老人幽默达观的处世哲学。我爱的是贾大山流畅自如像山泉一样清凉明净的语言品质。我爱这篇作品中疏朗散淡的禅机和自然情趣。
现实的人生境况，古典的诗意，在《莲池老人》中和睦共处。
莲池老人在小说中的“亮相”，是一幅意境悠远的中国传统山水画。不是工笔，是小写意：
寺院的山门殿宇早坍塌了，留得几处石碑，几棵松树，那些松树又高又秃，树顶上蟠着几枝墨绿，气象苍古；寺院的西南两面是个池塘，清清的水面上，有鸭，有鹅，有荷；池塘南岸的一块石头上，常有一位老人抱膝而坐，也像是这里的一个景物似的。
随着叙述的伸展，我很快又看到了一幅田园风情图：
他又在自己的院里，种了一畦白菜，一畦萝卜，栽了一沟大葱。除了收拾菜畦子，天天坐在池边的石头上，看天上的鸽子，看水中的荷叶……
汪曾祺在《晚饭花集》自序中说：“我写的人物都……是我每天要看的一幅画。这些画幅吸引着我，使我对生活产生兴趣，使我的心柔软而充实。”两位著名作家的创作手法在这里不期而遇。我们从这种不期而遇中悟到了什么？
我相信，贾大山在塑造莲池老人这个小说人物的时候，他的内心也一定“柔软而充实”。
莲池老人负责看护寺院里的钟楼，每月从文物所领取四元钱的补助。这点钱实在微不足道，但他好像对此并无怨言，把“一畦白菜，一畦萝卜”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也许，真的是池塘边的清风明月、水气荷香给了他一种非同凡响的“功夫”。这种“功夫”让他看破尘嚣，知足常乐。在买电视的问题上，在“抢占宅基地”的问题上，他的一言一行，都让我们忍俊不禁，但又不能不赞同他的观点和做法。这是一个真正理解了生活又懂得怎样生活的人。
我希望生活中能多一些莲池老人，这样的人多了，我们的生活就会少一些浮躁；我希望文坛上能多一些贾大山，这样的作家多了，我们的文学就会多一些纯真。
老作家孙犁说贾大山的作品“是一方净土……是作家一片慈悲心向他的信男信女施洒甘霖”。这无疑是一句真知灼见。
我敬佩莲池老人。我更敬佩贾大山。
反复阅读《莲池老人》，使我确信：有一种作品，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欣赏，品味。反复阅读《莲池老人》，同时也使我确信：有一种作家，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向他表达由衷的敬意。


当代笔记小说，阿成是不容忽视的存在。
很多作家都是名不副实的，要么被高估，要么被低估。阿成也一样，也名不副实。他是被低估的作家。当然，高估低估，要看跟谁比……
这是题外话，不说也罢。咱们接着说阿成的笔记小说。
这回，说说他的《刀削面》。这篇作品，也可以排列在微型小说阵营。
《刀削面》的开头和结尾，都看似随意——阿成很多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看似随意——从读者角度来看是随意，对作者本人而言，却是精心构思而成。
先说开头：“在奋斗路那儿，有一家大同面食馆，我常领着老婆孩子去那儿吃一顿。”说完这句，阿成立刻把话题荡开，说别的，说领着老婆孩子去“台中牛排馆”吃饭的事，很详细，用了六个自然段。
“台中牛排馆”是自助餐，品种很多，各种肉，各种蔬菜，各种炒菜，各种甜食，各种主食，各种饮料，价格四十八元一位。在作者看来不算贵，何况，家人可以吃得比较自由些。结果呢，吃得倒是比较自由，可家里人都“认为贵。太贵！”。
于是领着家人去大同面食馆，吃山西风味的刀削面。
然后，话题再次荡开，说他“年轻的时候，就喜欢吃山西刀削面”。说起八角街一个不大的面馆，“一大锅沸开的水，大师傅娴熟而惊险的削面技术，嚓嚓嚓，削得薄而利落。”你瞅瞅他观察得多细！做法说完，说吃法，“加老醋、加蒜末，加一点酱油”，吃出“一额的汗”，上瘾了，常去吃。随之不经意地跟汉堡包做了比较，后者“黏不叽的，咬在嘴里，有一种被洋人调戏的感觉”，每次吃，也还是觉得贵。
看到这里，我笑了。我对汉堡包的感觉，跟阿成一样一样的。知心人哪。
这个环节阿成也说得详细，用了五个自然段。
然后，又说某年在天津吃刀削面的事。不是他自己，还有几位工友。路上看见刀削面馆，阿成要吃，别人都反对。“有大菜馆吃这东西干什么？”之后是阿成吃，别人看，然后是跟工友的对话。
这一碗刀削面吃得有些尴尬，差点跟工友之间把关系闹僵，“一路上大家半天没说话”嘛。
你瞅瞅阿成，为了一碗刀削面，啧啧。
最详细的叙事，发生在北京。阿成和文友老邱——老邱嘛，我认识。如果可以对号入座的话，不光认识，还一起玩过喝过聊过，挺逗的一个人，还直率——阿成的小说，有些环节是可以当真的，有些不可，不过我很愿意相信，发生在老邱身上的事，是真的。
哥俩好长时间没见，老邱要请饭，阿成说，一碗刀削面。老邱不干，“那不扯呢吗？那叫啥呀？”但阿成再三坚持，于是颇费周折，在一家大商场的顶层吃上了刀削面。
阿成的坚持，一定让老邱觉得一阵阵犯糊涂。但我能理解。有时候，一口饭，跟一个人，有共通之处。你见一个人，有时千山万水的，还总是情哩，吃一口饭，怎么就不可以费些周折？怎么就不是情呢？
我想现在该做个小结，拢拢思绪。小人物的生活，大抵如此的吧：情系物美，更要价廉。刀削面对于阿成，对于阿成笔下的“全家”就是这样。
有人总结说，国人最爱听的词汇，有两句，一句是“打折”，另一句是“免费”。呵呵。难怪骗子总最喜欢用这两个词汇构筑陷阱。
《刀削面》的结尾是神来之笔。还是那家大同面食馆，阿成与小女儿在吃面，看见一对母女走进来，女儿十四五岁，“她们选了一个小桌坐下”，“只要了一碗刀削面”，“女儿吃着，说着”。
最揪心的一句话，是“母亲坐在对面，静静地看着”。
一碗刀削面，女儿吃，母亲看，而且是“静静地看”。这里边，会不会暗藏了一个让人伤感的故事呢？
阿成肯定感觉到了什么，“慢慢地流下了眼泪”。
小人物的生活，大抵如此的吧，难免遭遇一些些伤感的故事，也止不住为这样的故事洒些同情的泪水。
阿成以刀削面为把手，向我们表达了人与食品之间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。这样的精品佳作，在笔记小说之林，在微型小说之林，都不多见。

第一辑作品
行为艺术：读《奇骗》
袁枚这人，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。清代乾嘉年间的社会名流，读书人的楷模。后人为他冠名：著名诗人、散文家、文学评论家和美食家。前面三个“家”，老侯都没觉得有多稀奇，可头戴美食家头衔的人，实在是屈指可数。人不吃饭不行，可你瞅瞅《随园食单》，看人家袁枚怎么吃，再瞅瞅咱的餐桌，嗨，不说也罢。
袁枚的住地叫随园，时人称他为“随园先生”。
老侯对随园先生一向比较喜欢。喜欢他的“性灵说”。我读过他不少作品，《小仓山房文集》中的一些，《子不语》中的一些，还有《随园诗话》中的一些……特别是《随园诗话》，一度是老侯的案头书，每晚伴我度过睡前的那段惬意时光。
我在笔记小说《老僧镜澄》中写到袁枚。说，乾隆年间，南京小仓山水月庵主持镜澄，喜欢写诗，且写得好极好极，却四十年间与山下的随园主人，大诗人和大诗评家袁枚素无往来。这位袁先生有一怪癖，家中四面不设围墙，园中四季花木景致，都向游人敞开，要来便来，要去便去，跟今日的公园近似。镜澄的朋友老吴，一日畅游随园，与袁枚偶遇，交谈甚欢。谈话间，老吴背诵两首镜澄的诗，袁枚连连称好。老吴傍晚回到水月庵，跟镜澄说起白天的奇遇，随后有了这样的情节：
老吴站着跟镜澄说话，满脸喜色，告诉镜澄，随园先生，夸他的诗好。
什么诗？《留澹川度岁二首》嘛。这诗，老吴几乎每天都要摇头晃脑吟诵一番。
老吴模仿随园先生的行状，点头，说一个好，再点头，又一个好，三点头，又又一个好。
老吴口中啧啧有声：“一连三个好啊。”
随园先生喜欢镜澄的诗，不奇怪。先生有话：“诗者，人之性情也，性情之外无诗。”镜澄的诗，正是以性情动人。
谁知镜澄听了老吴的话，只是嘴角稍稍一动，随后闭上眼睛，口中喃喃，不再搭理老吴。
老吴赔着几分小心说道：“要不，明天我陪你下山，拜访随园先生？”
镜澄慢慢睁开眼睛，吐一口气：“老僧出家四十余年，不曾踏入随园半步。”
老吴心说，人家随园先生，名闻天下的诗坛伯乐，平日喜称人善，有“广大教化主”之誉，可谓“当代龙门”，你镜澄拜访一下，等于跳了龙门，岂有不去之理？
镜澄似乎看透了老吴的心事，缓缓说道：“和尚自作诗，不求先生知也。先生自爱和尚诗，非爱和尚也。”
你说这老僧镜澄，是不是很有个性？
小说的结尾，是某年某月，随园先生闻知老僧镜澄之执拗，呵呵一笑，说：“和尚不必来，不必不来。”
不谦虚地说，老侯觉得这篇作品有点意思。
同时老侯还觉得，袁枚笔下的微型小说《奇骗》，比老侯的《老僧镜澄》更有意思。
说来好生惭愧，老侯前不久才知道，袁枚写过一本志怪小说集《新齐谐》。这里我要说的《奇骗》，就是出自该书。
《奇骗》写了一个连环骗局，与美国系列电影《谍中谍》有些类似。主要人物有四个：金陵老翁、钱店（银行）店主、送信少年、看客（文中称之为“客”）。老翁拿银子去钱店兑钱，为银子的成色，跟店主喋喋不休。这时一少年走进钱店，称老翁为“老伯”，说真是赶巧了，我是你儿子的同事，你儿子托我带家信和银子来了。交毕，“一揖而去”。老翁拆开信，对店主说，我这老眼，看不清啊，你帮我瞅瞅。店主读信，都是家常话，最后一句说，给家里带了“纹银十两”。老翁很高兴，对店主说，把我的银子还我吧，不用计较成色了，我儿子说他给我十两银子，就用这十两换钱吧。店主将银子称重，却是十一两多，顿生贪心。信上不是说十两嘛，就按十两换钱好了。老翁刚走，店中一位看客提醒店主可能被骗。店主剪开银子，果然是铅胎假银。在看客指点下，店主追上老翁，与之争执。周边的人问怎么回事，店主说如此这般这般，并拿出假银给大家看。老翁说这银子好像不止十两，不是我的。一称重，果然不止十两。众人责问店主，“店主不能对，群起殴之”。
这是老侯所见的骗子故事中，最具智慧含量的一例。哪是行骗啊，简直就是行为艺术，其行骗的目的，从物质层面一跃而进入到精神层面。
老侯从没见过这般爱惜羽毛的骗子。比较而言，当代骗子，都形而下得很，渣得很。
老翁成功地运用店主的贪心，以团伙作案的方式，为自己洗刷了骗子的名声。严格说来，那店主，不也是一个骗子吗？骗子把骗子骗了，是本文的一大亮点。
此外，这篇作品中蕴含的故事逻辑，也无懈可击。以看客为例，店主要他带路去找老翁理论，他不肯去。不肯去的理由很充分，我跟老翁是邻居嘛，弄这事，不是结下仇了？店主再劝，还是不肯。非得等店主“酬以三金”才勉强答应带路。远远望见老翁在酒肆喝酒，便对店主说：“汝速往擒，我行矣。”这位看客在事件行进过程中的一言一行，都合情合理，毫无破绽。而且呢，又随手骗得“三金”。
别的话不说了，老侯只想在四个“家”之外，为袁枚先生再戴一顶“小说家”的帽子。他老人家爱戴不爱戴都得戴，就这么定了！
延伸阅读：
奇骗
[清]袁枚
骗术之巧者，愈出愈奇。
金陵有老翁，持数金，至北门桥钱店易钱，故意较论银色，哓哓不休。一少年从外入，礼貌甚恭，呼翁为老伯，曰：“令郎贸易常州，与侄同事。有银信一封，托侄寄老伯，将往尊府，不意侄之路遇也。”将银信交毕，一揖而去。老翁拆信，谓钱店主人曰：“我眼昏，不能看家信，求君诵之。”店主人如其言，皆家常琐屑语。末云：“外纹银十两，为爷薪水需。”翁喜动颜色曰：“还我前银，不必较论银色矣。儿所寄纹银，纸上书明十两，即以此兑钱何如？”主人接其银，称之，十一两零三钱。疑其子发信时匆匆未检，故信上只言十两。老人又不能自称，可将错就错，获此余利。遽以九千钱与之。时价纹银十两，例兑钱九千。翁负钱去。
少顷，一客笑于旁曰：“店主人得无受欺乎？此老翁者，积年骗棍，用假银者也。我见其来换钱，已为主人忧，因此老在店，未敢明言。”店主惊剪其银，果铅胎。懊恼无已，再四谢客，且询此翁居址。曰：“翁住某所，离此十里余，君追之，犹能及之。但我，翁邻也，使翁知我破其法，将仇我。请告君以彼之门向，而君自往追之。”店主人心欲与俱，曰：“君但偕行，至彼地，君告我以彼门向，君即脱去，则老人不知是君所道，何仇之有？”客犹不肯。乃酬以三金，客若为不得已而强行者。
同至汉西门外，远望见老人摊钱柜上，与数人饮酒。客指曰：“是也，汝速往擒，我行矣。”店主喜，直入酒肆，捽老翁，殴之，曰：“汝，积骗也，以十两铅胎银换我九千钱。”众人皆起问故。老翁夷然曰：“我以儿银十两换钱，并非铅胎。店主既云我用假银，我之原银可得见乎？”店主以剪破原银示众。翁笑曰：“此非我银。我止十两，故得钱九千。今此假银似不止十两者，非我原银，乃店主来骗我耳。”酒肆人为持戥称之，果十一两零三钱。众大怒，责店主。店主不能对，群起殴之。
店主一念之贪，中老翁计，懊恨而归。


“还有瘦弱的何立伟。他的话软而缓，还常像毛主席教导的用手势加强语势。他爱谈沈从文，爱谈细节而不是观念……我想，他应该住在一条石板路的尽头，门前有着青苔。他该住有院子的平房，最好临着浅水。阳光由树叶筛过，抖落在院中的石凳上。他的生活里要一点老酒，有把蒲扇。”
这是陈村为何立伟画下的一幅精神肖像。我喜欢这幅肖像。我认为像何立伟这样的作家，是应该写出一些好作品的。
何立伟果然写出了一些好作品，比如，短篇小说《白色鸟》，微型小说《洗澡》。
我喜欢看何立伟的《洗澡》。
“老何下班回家，迈着比肋下的公文包更为沉重的步子，走在拥挤的人群里”。从“老何”身上，我看见了自己的影子，当然也看见了何立伟的影子。“一张张都市的疲惫的脸”，随着红绿灯的交替闪烁，“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”。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必须每时每刻面对这样的生活。而这种面对，的确，“多么叫人无可奈何啊”。
何立伟在这里表达的是一个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对自然的向往。脚下的柏油路，散发不出泥土的芳香。名与利的争夺，人情的冷漠，这些情感的沙尘暴肆虐得太久了，让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蒙满尘埃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给自己的心灵洗一次澡呢？
“老何”是幸运的。从一首柔和明丽的钢琴曲中，他“想到了春天的原野，山间的绿树，明净的溪涧和婉转的鸟鸣”，而且从中享受到“自然和生命的美丽的呼吸与盎然的诗意”。
然而“老何”又是不被人理解的。“你说什么，嗯？洗澡？嗯？那个鬼地方有个澡堂子吗？嗯？老婆同志”的一声现实主义的怒喝，让善于幻想的“老何”只能忍气吞声地走上实际生活的堤岸，让心灵乖乖地穿上都市人的衣裳。他的无奈会有多深呢？
何立伟用他细腻的笔墨向我们传达了一种淡淡的哀愁。他从一件貌似平淡的生活小事中看到了心灵与心灵之间强烈的对抗。这是一种真正的眼光。发现，不断地发现，是每一位作家与生俱来的使命。当代作家身上最缺乏的，正是这种使命感。
何立伟很欣赏废名。废名说过：“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。”何立伟也是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。这样的作家让人信服，也让我们敬佩。比这更重要的，是他们为我们树立了写作态度上的榜样。


很多年来，我都把阿成看作是文学上的老师。2006年10月初，还曾陪他沿辽东半岛的海滨溜达了几天，借机当面聆听他对小说的见解。他的见解，修正了我的颇多误解。话犹在耳，至今不忘。
不过在这里，为了行文的简洁，我得叫他，阿成。
先不说阿成，先说别人。这也是阿成小说所惯用的叙述方式。貌似东拉西扯，不知不觉，就扯到妙处。
先说作家刀尔登。刀尔登在一篇文章中说，倘若一个初中生，每天只有半小时左右自由阅读时间，他要给他推荐什么书呢？他说他“只会推荐文学书以及细节丰富的历史书”。原因是，“只有一种知识，接触得越早越好，那就是对人类社会、人类行为的丰富性的认知，而我想不出有比文学书和特定种类的历史书更好的教材了”。
“人类行为的丰富性”，小说的存在理由，就在于此。
以前我更看重随笔，读与写，都看重。在我看来，随笔提供了人类思想的多样性。
此刻，我便是借助“思想的多样性”来谈论“行为的丰富性”。
现在我觉得，随笔重要，小说也重要。
特别是阿成的小说，在我眼里，比别人的小说更重要一些。不瞒诸位，最近我重读他的小说集《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》，获益颇多，思维的竹篮里，又增添了一大捧麦穗。
阿成有时喜欢在小说里谈论小说。短篇小说《漏水》里有这样的说辞：小说就是研究人类的灵魂，艺术地展示人类灵魂和人类灵魂的历史。
说得好。
这就出现一个问题，“人类行为”与“人类灵魂”是什么关系？
我觉得是一回事。行为是人的外相，灵魂是人的内在。有什么样的内在，就有什么样的外相。内在决定外相，灵魂支配行为。
好了，现在该说正题了。再不说，即便是最爱扯也最能扯的阿成，大概也忍受不了。
阿成调配文字和拿捏细节的功夫，是高手中的高手，但我今天不想说这些。我只想说说灵魂，说说灵魂的丰富性和可能性，尤其是可能性。
灵魂的丰富性，是由许许多多“独特的这一个”所组成。阿成以往的作品，足以成为丰富性的注脚。《虚构的生活》所包含的三篇微型小说，当然也是丰富性的组成部分，但我更看重蕴含在其中的可能性。用阿成自己的话说，他“写了一种生活中的可能，一种灵魂的真实”（引自阿成与大年的对话录《灵魂记录者》）。
《我一般不经常坐出租车》，写两个边缘人在出租车上聊天。“我”以唾沫星子为颜料，以彩票为笔，给出租车司机画了一个八百万的大馅饼。然后，司机的生活开始紊乱。有了八百万以后，该怎么办呢？老婆即便不换，也总得有个情人吧？指定得有。此外还要换房子，买车，旅游。旅游不能总在国内，还得出国转转。还必须带上情人一起去，“要不咋整，哭叽尿嚎的”。谁知一不小心，情人怀孕了。怀孕是个麻烦。等把这麻烦像竹笋一样一层层剥到最后，司机竟被法庭判了三年强奸罪。司机害怕了，高低不要那八百万，觉得还是开出租车好。同样是开出租车，现在跟以前不一样，现在有了满胸膛的幸福感。这貌似荒诞的演绎，其实每一步都不违背生活逻辑。
《我下礼拜再来》，也是“重要的人生一课”。“我”被自己的臆想吓坏了。“我”本来活得好好的，但在经历了一块钱活一天的臆想和残酷地“假设自己连一块钱的生活费都没有了”之后，立马生出向舅舅借钱的冲动。这冲动看似突兀，却有现实的支撑，工厂只给“我”开六成工资嘛，要是降到四成呢，要是……于是去了舅舅家，“多了我也不借，就借一万块钱”。不料舅舅不肯，说只能借十块。看“我”表情奇怪，舅舅赶紧开导“我”一番。他说你的姨和舅加起来一共七个，你每人借十块，一周借一次，如此这般，“日子就好过了”。舅舅说得有道理没有？我觉得有。这篇作品在黑色幽默之下，在戏谑的叙事口吻之下，凸现了很强的象征意味和寓言意味，它指向了一种不可预测的未来和对未来的恐惧。
与大标题重名的《虚构的生活》，在荒诞的路上似乎走得更远。一男一女到公园的松树林里约会。（说到约会，阿成一下子把话题荡开。他让一对年轻男女对坐在咖啡厅或茶厅里，在咖啡和甜点的滋补下，谈天气，谈音乐，谈绘画，还要谈谈阿成的小说。这一桥段，阿成津津有味写了接近四百字。删掉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但留着更好，读来更有滋味。汪曾祺先生说，“善写闲文，斯为作手”，信夫？）说好了傍晚七点到，但女的没来。男的死心眼，一直等下去，没想到等来两个打劫的。男的谎称没钱，结果被剥了衣服。打劫的刚走，跟男人约会的女人就出现了，她也被剥了衣服，只剩裤头和乳罩。你说这俩人怎么这么倒霉啊。好在结局不赖，“后来我们两个手牵着手离开了公园”，男的甚至还想对女的说“我爱你”。
我遇到过一些喜欢追问“意义”的读者。我被他们问得头大。小说非得有意义吗？当然可以有。不过也可以不那么明显地有，甚至可以没有。我固执地以为，只要能写出灵魂的丰富性和可能性，便是杰作，就像阿成这样。